博物君子今何在

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国的老朋友送来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题目是《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与中国古陶瓷收藏》。我对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却真是感到中国收藏界对帕西瓦尔·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的了解太少了。大维德是西方研究中国古陶瓷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权威，他的收藏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陶瓷收藏者引以为参照的重要依据。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大维德藏瓷谱》，当时仅印刷了三百余部，并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介绍，请院古物馆馆员滑仙舟先生题写了书名。大维德曾经翻译过中国的《格古要论》，但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翻译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毕生实践的心血凝结。

1961年，大维德已届垂暮之年，他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赴美国举办艺术展览，立即从伦敦飞赴美国，并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非分要求，恳请他们让他触摸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话说，这是他向中国古代工匠们做最后的告别。

也许，这就是一位收藏家对属于全人类的艺术品最真挚的情感—尽管这些藏品并不属于他个人。

唐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一处泉水，水味甘甜如醴酒，遂引水入渠，解决了宫内缺水问题。大臣魏徵撰《醴泉铭》记之，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后立碑。图为清桐城派姚鼐（字姬传）为辑熙殿（南宋皇室藏书处）《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本所作题跋。一件藏品含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价值，这就是吸引文人热爱收藏的原因之一。

从小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常常为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经常在归来堂对坐品茗，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题稽考对方，“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每在相国寺收集到藏品，则“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这种夫妻之间的雅趣，读来令人神往羡艳。有时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涩，甚至“脱衣市易”。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第二天即要付款。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终因凑不齐二十万而在次日将画还给人家，于是“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正是经过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二十年之后，终于完成了《金石录》。遗憾的是，当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时，她与赵明诚数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叹。每读至此，我总会潸然泪下，这种感动，并不仅是对他们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对这种无奈的达观所感到的切肤之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