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峰

岳麓山下的早期建筑群 娟秀的岳麓山下，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被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中。此次被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老建筑共有9栋，均建造于20世纪20-50年代，是三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师的作品，风格迥异、精彩纷呈（极速体育网址_jrs信号直播_jrs信号直播／卢七星）。

由书院到现代大学 树影与其间漏下的金光，在岳麓书院朱红色的外墙上，洒下了一片斑驳。创建于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的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最早的建筑，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此后，一批又一批美丽的建筑拔地而起，装点着这座千年学府。若从此处往东，是处在古典和现代间的大礼堂、图书馆，再往东便是现代风格的建筑群。沿着这条轴线，不仅能看到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点滴，更能看到一座古代书院向现代大学发展的全过程。

拱券上的罗马韵味·科学馆 如果不特别说明，多数人可能会以为这精美的拱券应出自国外的某栋建筑。实际上它是湖南大学的科学馆（现湖南大学校办公楼）。钟情西洋古典主义的设计师蔡泽奉，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展现“美”的细节，譬如这罗马式拱券的纹饰，单看已很精美，其凹凸处留下的阴影更是与纹饰相得益彰。 建成时间／1937年 建筑风格／西洋古典主义 设计师／蔡泽奉

顺应还是叛逆·图书馆 微微起翘的飞檐一侧是传统的云纹，而正立面则是一颗规整的五角星，这昭示着图中建筑是一个特别年代的产物。原本有着鲜明早期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师柳士英，在这个特别年代，也不得不顺应潮流，盖起了“民族主义”建筑。不过，他并未完全放弃自我，诸如左页图中，图书馆那纵贯三层的竖向长窗，就是维也纳分离派的典型手法。 建成时间／1953年 建筑风格／民族主义 设计师／柳士英

重檐与圆窗·大礼堂 层层叠叠的屋檐，错落有致，在中国传统重檐歇山顶所营造的古韵之间，竟然开有一扇特别的圆窗。重檐与圆窗，一个是中国古典主义，一个是西方现代主义，设计师柳士英创造性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便成就了图中这般美景。如此在细节上的创新手法，在湖大的其他早期建筑中也屡见不鲜。 建成时间／1953年 建筑风格／民族主义 设计师／柳士英

图书馆那纵贯三层的竖向长窗，就是维也纳分离派的典型手法。

最豪华的厕所·大礼堂 圆弧形的拱门、碧绿的琉璃瓦屋顶，谁能想到这古韵十足的建筑竟然是厕所。在“民族形式”风潮中，柳士英为大礼堂配上了这样的厕所，也因此在后来的“反浪费”运动中招致批判。不过，建筑应与文化、环境相和谐，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前方、宏伟华丽的大礼堂一侧，有如此“豪华”厕所，彰显了柳士英的勇气和高瞻远瞩。 建成时间／1953年 建筑风格／民族主义 设计师／柳士英

随人流一起滑动·大礼堂 每当有大型活动，青年学生们由大礼堂这个楼梯鱼贯而过时，设计师柳士英的匠心便会呈现：楼梯扶手的直线与圆窗构成了奇妙的几何图案，动感十足；而扶手上的圆球（下图）并非简单的装饰，它充满了动感，彷佛与人流一起上下滑动。这样典型的表现主义手法，出现在一栋“民族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中，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 建成时间／1953年 建筑风格／民族主义 设计师／柳士英

每当有大型活动，青年学生们由大礼堂这个楼梯鱼贯而过时，设计师柳士英的匠心便会呈现：楼梯扶手的直线与圆窗构成了奇妙的几何图案，动感十足

德国波茨坦的爱因斯坦天文台。

飞檐翘角的古雅·大礼堂 飞檐翘角、雕梁画栋，仰望湖南大学大礼堂，可能会令人忘却自己正身处校园中，而在欣赏一处古雅的传统建筑。这仅是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诸多风格中的一种，折衷主义、西洋古典主义、早期现代主义等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典型的建筑风格，都和谐共处。 建成时间／1953年 建筑风格／民族主义 设计师／柳士英

柳氏圆圈 圆圈，是柳士英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也是湖大早期建筑中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图3中，学生第七宿舍的圆弧状檐下是一联排的圆圈；图4中学生第九宿舍外墙上线条长驱直入，在圆里无限循环；更有趣的是大礼堂的圆窗：从外看，圆窗精致而美丽（图2）；从里向外看，打开的那半扇窗框住了一幅半圆的美景，与周遭朦胧的圆弧形玻璃相映成趣（图1）。这一个个的圆圈，不仅展现了表现主义手法，更代表着设计师柳士英赋予建筑的旋转与流动，也因此被称为“柳氏圆圈”。

家族：维新志士谭嗣同家族 传家宝：铜墨盒、端砚、印泥盒 家住湖南岳阳的谭士恺先生，平时最大的喜好就是书法艺术。在他写字的条案上，总放有三件文房——铜墨盒、端砚，和一个印泥盒，却从不使用。原来，这三样文房是谭士恺先生的高祖父——谭嗣同的遗物。图中位于最外侧的这方铜墨盒，正面镌刻有一幅山水画，一位垂钓者眺望远处青峦叠嶂，身后两株老树一株枯萎，一株发出新芽。画幅上方有“乙未冬日复生氏制”八个大字。“复生”正是谭嗣同的字号，而“乙未”年为1895年。这一年，30岁的谭嗣同正在写戊戌变法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着作——《仁学》。或许亲手所刻的老树新芽，正是谭嗣同对自己政治抱负的表露。 中间的这方端印，造型古朴简洁，是谭嗣同1989年赴京后，在宣南会馆居住时期使用的。另一件黄釉雕瓷福寿纹印泥盒，盖面中有圆形阳文寿字，四边各有一只蝙蝠，盒底有“大清光绪年制”底款，乃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赐予谭嗣同的信物。只可惜谭嗣同壮志未酬，便凛然赴死。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就义前，把这三样东西外加一把蕉雨琴，交给妻子李闰。李闰一直把它们秘藏家中，直到1929年去世。此后，谭嗣同的遗物被传给了李闰唯一的孙媳妇，也就是谭士恺的奶奶——当时年仅23岁的刘萍君。1949年，刘萍君因故由湖南浏阳迁往别处，随身带走了谭嗣同留下的这三样文房以及写给李闰的一封家书。至于蕉雨琴，因为不便携带，便暂时埋在了地下，有待他日取回。谭士恺先生说，极为可惜的是，解放后家人去寻琴时，琴身却因深埋地下，已经腐朽。而家书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祖母刘萍君捐献给了湖南省博物馆，所以现今自己手中只留有图中的铜墨盒、端砚、印泥盒，以及家书的影印本。 捐献出的这封家书，是1898年，谭嗣同得到光绪帝赏识，受召入京前，写给妻子李闰的最后一封信。深知此去生死未卜的谭嗣同，在信中叮咛妻儿务必“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常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这封当年谭嗣同给夫人李闰的勉文，如今被谭家后人奉为家训，代代践行传承。（极速体育网址_jrs信号直播_jrs信号直播／朱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