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下江人”
抗战中的大逃亡

重庆段长江

巴蜀“大后方”

古称“巴蜀”的重庆和四川，深居内陆，北有秦岭，东有大巴山，西、南两面都被高原阻隔，交通十分闭塞。然而封闭的地形也使这里成为世外桃源，自古以来，每逢国家危亡，巴蜀就常被中央政权当作避难所。

1937年7月，日军全面展开侵华战争。华北华东迅速沦陷，11月上海失守，300公里外的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再次寄望巴蜀，于11月19日下令向西迁都。重庆市“临危受命”，成为战时“陪都”。

政治中心都往西跑路了，经济、文化产业自然要赶紧跟上，东部重要的工厂和学校也纷纷迁往西南。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大屠杀震惊中外，全国百姓都感受到日军的残忍和战争的恐怖。日军攻势越来越猛，战火沿着长江烧向内地，安徽、湖北的民众也纷纷举家逃难。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量湖北难民沿长江涌向重庆，内迁浪潮达到高峰。

宜昌“大撤退”

从湖北到重庆，直线距离看似不长，实际上却要翻越大巴山，路途艰险。那时公路不便，铁路未通，大部分人只能坐船沿江而上。然而这段长江水路狭窄曲折，多峡谷险滩，大轮船无法通行，必须在三峡最东端的宜昌换乘小船。因此，宜昌成了移民内迁途中必不可少的中转站。从武汉源源而来的逃难百姓，还有大批战略物资和机关技术人员，全都聚集在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