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最具冒险天性的中国商人

或许完全是偶然,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教授“中国海洋文明”的时候,竟然发现学校所在的纽约州,有一个以航海英雄奥德赛故乡的名字命名的小镇,在被他的冒险精神吸引的同时,我也想起了另外一群开拓海路的英雄,他们就是从中国福建走出的闽商。与欧洲那些老殖民国家不同,16世纪以来,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者既不是当时的统治阶层,也不是当时的精英知识者,而是生活在中国东南海滨、以海洋贸易见长的闽人。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他们的活动空间更多的是滨海区域与海外,这些地方一是封建王朝的边缘,一是相对于封建文明的“化外之地”。所以,闽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都是中原正统典籍中沉默、失语的一方,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华知识体系中,竟然只知道晋商、徽商的辉煌。
瓷器和茶是随着闽商东渡西传的

作为传统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货品,通过海路运输的茶叶和瓷器是从福建各港源源不断地走出的。就茶叶来说,福建在唐代已经成为主要产区之一,宋代的福建茶更是在国内首屈一指。代表着中国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建安斗茶,就是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目前可以确认的几种传播途径中,既有通过泉州港的贸易直接传入,又有通过日本和福建商人、僧侣等直接进行交流以及从浙江一带间接传入的,但是不管如何,闽商是福建区域茶文化传入日本的主要中介。
而中国茶叶输入欧州,则是闽商与荷兰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在16世纪,荷兰已是一个海上强国,1596年荷兰人到达爪哇,并在那里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在这个传统的闽商活动区域里,闽商开始向荷兰人推销茶叶。最终被欧洲商人接纳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市场并不接受的新茶种“正山小种”。这种茶是武夷山的茶农偶然制成的,闽商却将这一偶然而得成功地推销了出去。这种推销是个怎样的过程呢?我在武夷山桐木村与《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一书的作者邹新球一道考察后,大致复原了发生在400年前的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的行旅图:“正山小种”红茶是在明末某年的5、6月间一次制茶意外中被创制而成的,当地人不愿饮用这种异类的茶叶,便由茶农送到茶市贱卖。在茶市的闽南行商购买后运到厦门,由专营厦门至海外贸易的闽商乘10、11月的季风到巴达维亚,与恰好在那时从西面来的荷兰商人贸易。我们不能想象的是闽商以何种方法说服荷兰人接受这种“怪异”的“正山小种”红茶;其结果是荷兰人不仅接受了“正山小种”红茶、将之带回欧洲,还给出了不菲的价格,获利的闽商遂返回当地继续订购小种红茶。这一时期大概在1610年前,从此“正山小种”红茶形成一个从产区到欧洲的完整贸易网络。是这条畅通的贸易网络,使“正山小种”红茶幸运地从一诞生起就走出了山沟沟,漂洋过海,成了西方世界的宠儿,并伴随着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优美的红茶文化,并使红茶成为今天世界年消费量达9000亿杯的世界第一大茶类。
据记载,被闽商销售到欧洲的红茶,一开始作为奢侈品、药品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而在中国国内,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闽商在福建本地以及与东南沿海自然条件相宜的地区大量种植和制作红茶。在我的出生地闽东,19世纪以来就广植茶树,并有“坦洋工夫”与“政和工夫”等红茶品种。越来越多的福建茶叶被运到英国和英属殖民地,红茶的价格开始下降。特别是英国通过植物学家福均到武夷山盗取了茶叶种植、烘焙的商业机密后,英国得以在印度和锡兰引种茶树,茶叶的价格再一次下滑,最终走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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