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航海家哪去了？

为什么仅仅记住了郑和？

大明王朝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郑和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刻碑。这一年三保太监郑和整整60岁，距离他上一次带领船队下西洋已经过去了10年，而那个愿意倾全国之力资助他远航的皇帝明成祖朱棣也在7年前驾崩了。这7年间，郑和就一直闲居在南京，忍受着关于“下西洋劳民伤财”的指责。

转机出现在一年前，宣德五年六月，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再次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前往异域。这时的郑和似乎也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便于宣德六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分别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和福建长乐南山，刻下了《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用来为他的船队七下西洋这一前无古人的航海事业做一个总结。后人无法不钦佩郑和的先见之明，这两块石碑上清晰的字迹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为数不多的明确史料。两年之后，郑和死在了第七次下西洋的船上，也算是死得其所。

郑和死去仅仅40多年，1477年，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便离奇消失。翻阅明朝的史料，如万表的《灼艾余集》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其中记载的是兵部侍郎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档案，而在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则说刘大夏焚毁了郑和下西洋档案。刘大夏当时还有一段十分义正词严的表白，也被记录下来：“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档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从这段话来看，刘大夏对于郑和下西洋深恶痛绝，只恨自己不能早生几十年，好以死谏之，以至于40多年后，也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将下西洋的档案藏匿或销毁。最狠的是“以拔其根”这四个字，不仅当年郑和的航海事业不值得再被记录和表彰，以后也不要有人再妄想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刘大夏确实有“先见之明”，因为此后的几百年，官方的航海活动确实彻底绝迹，“海禁”这项自毁长城的政策被越来越坚决地予以执行。

这幅1500年刊刻的《四海总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古代的世界观和天下观，天下以中国为核心，中国的四周是一些岛国，其中既有现实存在的地方，又有想象中的地方，诸如大人国、小人国、长臂国等，岛国之外是无边的大洋。这是古代中国极少见的圆形地图，宋代以来的中国地图几乎都是方形的。

联系到当时的海禁，刘大夏这段话似乎可以看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对于航海的认识。直到今天，这段话仍然是批判郑和下西洋最好的论据。刘大夏说完这段话的10年之后，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原本可能由中国人开创的大航海时代，只能存在于后世中国人的幻想中。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大航海时代的高潮，也几乎是终结。在航海这件事情上，中国人完全是起了个大早，结果连最后的晚餐也没有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