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技术的“发展”与道德理性的成长

王小波在他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曾经描写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派大学生在校园里武斗的情景：起初，夏天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像原始人一样用拳头厮打。后来就满地拣石头互相投掷；到了秋天，开始有铠甲、大刀、红缨枪、工事和塔楼；但一入冬人们就开始用火器互相射击了。冬天快结束时上面就不让他们打了，因为上面也觉得他们进化太快，再不制止就要发展到互掷原子弹，把北京城夷为平地了。这段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看作是一部人类战争“进化”史的最简略的缩影。

战争一直在进步着，开始很慢，近代以来却以加速度发展。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回顾20世纪的着作《极端的年代》里所言，战争在这个世纪里变成了全面的“总体战”（total war），变成了所谓的“人民战争”，动辄举国动员。战争在一段时间里变得越来越不分前方和后方，也不分军人和平民。“简单地说，进入1914年，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 战争一直是持续着，这不仅与各种利益、欲望有关，可能最终还与人性中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攻击性，以及争强好胜、珍惜荣誉的特征有关。它难于避免，兼具有展现人的非功利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的一面，直到近代，黑格尔乃至康德还都谈到某种焕发民族精神的战争的意义。

到了20世纪，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人类已经很难再承担得起了。世界的武库里还储藏着足够毁灭人类几十次的武器，而因战争而实际死亡的人数已经是极大地增加了。高科技大大拉开了敌对双方的距离，一个程序操纵员按一下电钮，就可以消灭成千上万远在千里之外的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不必再直视被杀者血污的脸和断肢残臂，也就不容易再有杀人后的忏悔和不安。杀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某些涉及到宗教、文明、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争，则倾向于更广泛地把平民裹胁进战争。在一部记述马其顿地区种族冲突的《暴雨将至》的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种族中最好战者特意把武器交给本种族中的温和友善者，胁迫他们开枪杀人，从而也投入种族的血腥战斗。这样的裹胁使20世纪战争中平民的死亡率大大增加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中，70%至80%伤亡的是军队，而自1945年以来，战争伤亡的5000万人中，大多数是平民——在越南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比率上升到70%甚至更多。而一些新武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是殃及整个人类。

所以，一个认真观察并有所思的人，对20世纪的战争和动员技术的进步不仅不会感到兴奋，反而不免会感到忧伤。高科技和总体战是20世纪战争的两个最大“进步”，但也可以说是两个最大的堕落。战争本身是一种“恶”，虽然有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种“必要的恶”，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标志着人类的残忍和嗜血的一面，标志着人性的丑陋或至少是道德理性的不成熟。战争的进步实际上是人类的羞耻而并非人类的骄傲。战争手段愈进步而道德理性不进步则还意味着一种对于人类的巨大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