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的诱惑

《中国国家地理》借杂志发行55周年之际，推出了评选“中国最美的地方”专刊，其诱人之处，并不在于简单地对自然名胜进行排序，而是力图从新的视觉去见人所未见，知人所未知。近几年来，循着这样的思路，按照编者自己的说法，《中国国家地理》一直在追求对景观认识和审美的“革命性颠覆”，譬如在《四川专辑》中提出“看山要看极高山”，在《湿地专辑》中提出“中国的水乡在青藏高原”等等。不管人们是否都认同这种“颠覆”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体现了人类本性中，发现与探索未知世界的持久欲望和原动力。

发现，discovery，也许是近现代科学在探索与前行中，以及人类对自身所处的自然与文化环境的认知中，最吸引眼球的词汇之一。尤其是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那些永远令人激动的“发现”年代：1488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及非洲南部海岸；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发现印度；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及其船队发现美洲南端……这些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起，成为了近现代科学与文明诞生和传播的标志。这种发现，是人类第一次从世界的角度对地球表面环境的全面认识，第一次从全球的视野，建立起了沟通各大洲的海上航道。

19世纪至20世纪初，诸如北极和南极等的发现，可以说是这种地理大发现的新的延续。而尤可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西方探险者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西部考察与发现的高潮。如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之于新疆及西北；贝伯尔、劳策、威尔逊、布里奇、洛克等之于川、滇及西南；贝利、沃德等之于西藏……。无论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对这些活动作何评价，但这些探险家均是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完成了对中国西部的许多重要考察与发现，其大量记录和成果无疑为后来者作了铺垫，并成为人类共有的历史遗产。

现在，我们自己也把越来越多的眼光投向了西部，从20世纪前半期以来，中国的科学家已在这片土地上有了许多重要成果的积累，国人对山水名胜的体验与欣赏旨趣，也随着时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在演进，就像沿着中国的三级地形阶梯，由东向西、由低到高的攀登过程一样，一旦视野展开，就不会仅满足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狭小天地，而是更向往自然率真野性的博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