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少数民族的“失重”岁月

鄂温克

定居和山林间的“钟摆”

这是一个不断迁移的民族。根据历史学家乌云达赉的研究，历代鄂温克人一共进行了7次迁徙。他们有的学会了放牧和农耕，而其中保持了驯鹿文化传统的一支，几百年前赶着自己的驯鹿群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大兴安岭北端的密林里搭起了“撮罗子”。他们就是今天使鹿鄂温克的先辈。

“撮罗子”和驯鹿是鄂温克猎民点的两大标志。夜晚，驯鹿在山中觅食，清早，鹿群踏着晨光归来。袅袅炊烟和清脆的鹿铃唤醒了新的一天。（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

鄂温克人饲养驯鹿历史悠久，《梁书》记载“养鹿如养牛”。驯鹿对食物的要求很高，以森林中生长非常缓慢的苔藓为主。为了能让驯鹿吃饱，必须靠频繁地迁徙。因此，迁徙是鄂温克猎民游牧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兴安岭中一幕热闹的演出。迁徙前猎民们先将散养的驯鹿找回来，将能够乘骑和驮物的驯鹿系上笼头，年轻女人牵着驮物驯鹿走在前面，一户接一户，后面是骑在驯鹿上的老幼，队伍两侧是负责驱赶驯鹿的大人和孩子，猎狗也忙个不歇。人的吆喝声、狗的吠叫声、驯鹿的喘息声响成一片，吵醒了整个山林。

解放后，虽然也曾两次定居，但他们狩猎和放养驯鹿的生产方式并未改变。而2003年的这次生态移民，是从敖鲁古雅整体搬迁至根河市郊区三车间。一位当时深入采访过的记者说，大迁移前，猎民们曾充满了矛盾。虽然面对崭新的村庄，他们也觉得“比山上好太多了”，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要离开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他们更担心驯鹿能否适应圈养生活。

这次搬迁吸引了众多眼球，2003年8月，诸如《最后一个狩猎部落鄂温克族猎民走出大山》为题的新闻报道，在报纸和网络上频频亮相。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报道：“一排排布局整齐的房子，是住房、学校、医院、养老院、博物馆、驯鹿茸加工厂”，特别是“48座宽敞漂亮的驯鹿棚圈”。这次定居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实现猎民生活城镇化和驯鹿的圈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