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的“思想避难”
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

从西方学成归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不论何时何地都会身穿对襟布衣、足登平底布鞋。他认为既然有自然保护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什么不能有文化保护区来维持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呢？ 58岁的张祥龙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立。

张祥龙先生看上去是一个面容白皙、气定神闲、坐下来可以与你进行平静对话的读书人。但在他冷静的学术话语下，却凝结着汪洋恣肆的浪漫、纵横捭阖的想象、严峻的批判和深重的忧患。他受过马克思早期着作的激励，受过西方文学的熏陶，飘洋过海，精研西方哲学诸家源流，对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和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学说用力尤深。但是，如今他最为充分的学术自信，却延伸到了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维护和梳理上，他奉儒者的经典话语为为人处世的圭臬，着对襟布衣，在攘攘闹市之中，独得一方天地，与古往今来神游交契。

2000年，当他第一次把“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构想公诸于世的时候，舆论哗然，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更多的人则陷入了思考。

把儒教文化的“物种”保存起来

张祥龙先生常常提起他和着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的师生缘。贺麟先生的妻子和张祥龙的母亲有同窗之谊，24岁的张祥龙，得以带着对哲学世界的无穷好奇，聆听这位东西融通的大师的言简意赅的讲述。在贺麟先生的推荐下，他还懵懵懂懂看完了生平遇见的第一本哲学着作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张祥龙认为，这个缘分是他后来迷上中国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张祥龙迈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重镇——北京大学。在他自愿选择的哲学系里，冯友兰、贺麟、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洪谦、张岱年等东方文化研究的大家都曾执鞭讲学。这种浓厚的中国氛围对喜好哲学的他来说，无疑是一场思想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