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科考
80年后的回眸

编者按

在中国科技史和中外科技交流史上，80年前的5月9日终于成行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均留下了隽永的篇章：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向野外，在那之前，关于西北，“外人所知者实较国人自知者为多”、“新（疆）省地质一向是西洋人才有机会看到的”；这也是中外首次大规模的平等的科学考察合作，行前中外进行了历时近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署了“中国第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斯文·赫定甚至受到了外国同行的责难。然而，把亚洲腹地视为终身新娘的传奇探险家、促成这次科考成功进行的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接受了中国人的条件而遗憾过”。

的确，这次了不起的科考成果是如此的辉煌，即使没有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没有黄文弼、贝格曼等发掘居延汉简，没有李宪之总结出“李氏（气象）效应”，没有郝景盛编着成《青海植物地理》……仅仅是1928年袁复礼在新疆奇台戈壁滩上发现的几块爬行动物脚趾化石，也足以让人无悔了——消息传出后,瑞典的一位地质学家曾连夜写信给斯文·赫定表示祝贺:“你们费巨款做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也属不虚此行了。”

发现就是才华，发现改变生活。值此西北科考80周年纪念之际，当我们重新审视西北科考的成就，可以看见，内蒙古最大的、唯一的工业城市因丁道衡等学者的慧眼而诞生；一万余枚的“居延汉简”出土面世，为我国简牍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临夏盆地发现的新生代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群，与袁复礼和步林的发现相衔接，共同组成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篇章……前人的发现对后世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或许，这正是发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