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1938
一个重庆人导演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10月国运安危系于宜昌
鄂西重镇宜昌，千百年来扼守着长江三峡东口，上接巴蜀、下引荆襄。古往今来，这里发生过许多牵动全局的战争。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署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危亡关头，宜昌的“川鄂咽喉”地位更加凸显，成为转运物资的中转枢纽。从这一年开始，日军对正在承担运输任务的宜昌城进行了疯狂轰炸。火光冲天的江面上，民生公司及民间渔船冒着空袭炮火，完成了三万多滞宜人员和十万吨物资的转运任务。

武汉沦陷后，鄂西小城宜昌几乎被西迁的人流挤爆了

2013年10月下旬，我坐上了一列从江城武汉出发的动车。西行伊始，两岸尽是苍茫而开阔的江汉平原，几乎没有遮挡的屏障。约摸两个小时左右，一系列高峻的山脉陡然横亘于眼前，像巨大的屏风挡住视线。隔窗一望，江汉平原的西极、长江三峡的东口—鄂西重镇宜昌已经近在咫尺了。自宜昌城西南津关至重庆奉节白帝城，长江横切崇山峻岭，形成了着名的长江三峡。所以，这段谷深水急的水道被称为“峡江”。

随后，我登上了宜昌城南的磨基山。站在山顶眺望，江岸上大大小小的客运、货运码头熙熙攘攘的，一派繁忙景象。同一地点，若将时光回溯至上世纪30年代，宜昌已是一处船舶如织的江边港城，当时江滨一带还没有密集的高楼，有的只是一排排错落的飞檐式老屋。当我将老照片跟现实对比时，旧时风物已被无情岁月所剥蚀，被“高峡出平湖”后的江水所淹没。此次不远千里进入峡江航道，我是为了寻找70多年前一段记忆而来。更确切地说，我是为了寻觅一位出自重庆的传奇人物。

重庆城南码头炮火连天锁江船
1939年，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刚刚结束，大后方所需物资已陆续到达重庆，陪都的各项事业刚刚起步。此时，成群结队的日本飞机掠过四川盆地上空，开始对重庆城内外进行空袭、轰炸。8月22日，重庆市南郊遭空中炮火袭击，周围房屋、草木顿时化为灰烬，附近百姓纷纷涌上码头，到渡船上去避难。

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抗战前，宜昌一直是个乏人关注的鄂西小城，它上一次影响历史格局，是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22年，东吴将领陆逊在此火烧连营，彻底阻断了蜀汉军东进之路—宜昌当时的名字叫夷陵。宜昌文史专家朱复胜说：“夷陵之名是宜昌地貌最准确的写照。‘夷’是平原，‘陵’为山地—宜昌东部平坦低缓，西部地势陡峭，跨中国地势二级、三级阶梯的分界线。”正因为此，从宜昌入巴蜀之路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内地大宗的人员、物资进入四川，这里又是必经之道。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大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注：未计流动人数）。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