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性”的教育试验

着名导演李安在其经典电影《喜宴》中有一句台词，叫做“中国人五千年的性压抑”，今人颇以为然。不过在程朱理学兴起之前，中国人大致是能坦荡荡讨论性的。荷兰学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曾对汉代以来的房中术进行过考察，得出一个结论，两汉时期，房中术被视为严肃医学的一个分支，并不是什么猥亵之行。后来，房中术甚至被与道家的延寿、登仙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养生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1927年的一次卫生展览。通过这样的公众展览，人体生理学不再局限于知识界之中，真正走向了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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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待到近代西潮冲击之际，中国人已在禁欲的理学思想下，表里不一地生活了近千年，再加上西方全新的性学观念和研究视角，所带来的冲击，颇有点火星撞地球之感。

那位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戊戌君子谭嗣同，在其名着《仁学》中开始讨论起这“羞羞”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中西结合，中体西用，即在中医以“精气说”为核心的身体观基础上，辅以西医的解剖学知识，为此要绘图列说、制作可拆卸的人偶道具，并要“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开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正式提出了性教育的主张。

东瀛传来的性学宝典

在中国，最早登上讲堂公然谈“性”的人之一，是鲁迅。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革命导师，其实是个懂人欲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