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 重归故里

图为滨田德海旧藏《劝善经》一卷，根据卷末题记“贞元十九年甲申岁正月廿三日”可知，写成时间为公元803年，正是韩愈和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该经卷明确着录在《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第二百八十八号，应为晚清着名藏书家李盛铎的旧藏，李氏晚年由其子女售出。

敦煌遗书是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的统称。它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故宫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中国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8月30日－9月10日首都图书馆展出了一批海外回流的敦煌遗书，经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李际宁先生鉴定，这36件之中，有3件为六七世纪南北朝时期的写本，其余为唐代遗作。

根据方教授的统计，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总量约为68000号。这里所谓的“号”，是收藏单位为管理入藏的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一般来说，无论长短大小，一个独立件即为一号。如果剔除掉非藏经洞的遗书，把较小的碎块残片忽略不计，再将可以缀接的残卷缀接起来，则汉文遗书的总数大约不到30000号。中国国内有13000多号，英国收藏有7000-8000号，法国有4000多号，俄国不到1000号，日本约2000号，其余散藏在世界各地。

《妙法莲华经》在中亚、中国吸引了自古以来最多的信众，滨田德海所藏的几种《妙法莲华经》与《金光明经》、《佛说八阳神咒经》等，首尾情况均可与前页提到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对应。图为《妙法莲华经》卷第五的一部分，专家鉴定为9-10世纪沙洲地方政权武装归义军时期的写本。

此次展出的敦煌遗书皆为汉文写就，系日人滨田德海的旧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海内外都相当可观。滨田德海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1924年毕业后进入日本大藏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兴亚院专家的身份在华，期间在京津一带搜求了大量中国古代写经、写本和其他出土文书。其中敦煌遗书约200件，大多来自于晚清着名藏书家李盛铎。

李盛铎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古籍鉴赏领域功力不凡。1910年，敦煌藏经洞在发现十年后，终于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注意。学部官员电告陕甘总督毛庆蕃，请其务必将敦煌遗书全部收购并押运到京。负责押运的是新疆巡抚何彦升。此人与李盛铎是儿女亲家。车队到京后，敦煌经卷并未在第一时间进入学部办公楼，而是悄悄地被送到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私宅。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着名藏书家应邀前往鉴定。这些行家里手将残卷中的上品窃为己有，为使数量相符，竟将较长的经卷裁割成数段，以充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