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的“反思”

甲午战后，日本也在反思、变革。日本在外交、教育、政治、军事、战术上都做出了不小的改变，从中不断收获各种成就。但是用从战争中得到的“经验”，来指导国家的未来，最终给日本带来的却是最深重的灾难。

“辉煌的胜利”
这张浮世绘描绘的是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攻占旅顺后，日本军官表演话剧的情形，话剧内容主要为重现甲午战争时日本打败清军攻陷旅顺的“辉煌胜利”。

亚洲怎么办：
从“兴亚战略”到“大东亚共荣”

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渝吉的恶邻论风行日本，即视中国、朝鲜两个“落后”的国家为恶邻，故福泽渝吉的主张是，“日本的出路唯有脱其行伍，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殖民朝鲜、压制中国、与欧洲为伍，这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朝野上下共同观点。

甲午战后，因列强干预，朝鲜获得“独立”，日本在朝鲜并未取得绝对优势。中国则掀起了“反日”的思潮：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均提出“联俄抗日”战略构思，翁同、李鸿藻提出要趁三国干涉之机“毁约再战”，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掌握舆论的年轻维新派，则要求拒和、停止换约，而割让台湾的过程，令自台湾至大陆所有民众视日本为死仇。日本纵有《马关条约》在手，又如何能保证自己在中国的长期利益以及在朝鲜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呢？

面对甲午后中国整体思潮与日本民族膨胀的自大，日本政治家胜海舟在《冰川清话》中表达了他的担心：“支那人的一体感强大……国家灭亡了自会成为他国之领土，但一体的社会依旧存在，社会是与国家的兴亡毫无关系的啊！但是,日本人因战争的胜利太过嚣张的话,其后定会吃到苦头的。”在日本影响力仅次于福泽渝吉的思想家德富苏峰，此时也力主日、清、朝三国提携共同对抗西方列强，他宣称：“在东方的平衡与失衡中，民族的同情超越国家范围。”日本“五摄政”之一的近卫笃在1898年则提出“日清同盟论”和“中国领土保全论”等“东亚门罗主义”的政策设想,所谓的“兴亚战略”在此阶段成了日本精英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