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高鹗续的《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讲的是贾政放了江西粮道，“一心做好官”，意图革察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等弊端，张出告示严禁，警告一旦查出必定上报参劾，且“州县馈送一概不受”，害得衙门胥吏、门房签押等人没得油水可捞。最终，贾政手下一个名“李十儿”的“管门的”低级衙役，联合“在这衙门已经三代”的一位粮房书办，谋了主意，将一干衙门小吏联合起来“罢工”，整治这位迂腐的政老爷，然后李十儿又真真切切地对贾政晓之以理道：“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得愈厉害，愈是想钱的法儿。州县害怕了，好多多地送银子……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事谁办？”此后，不谙实事儿的贾老爷终被李十儿等人哄住了心思，也就一味随他们去了。

俗语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像贾政贾老爷一上任就想革除旧弊，倒是符合人们想象中官员新上任必先做两三件有益民生之事的格式，可惜，这种格式只是传说。实际上，新官上任要“烧火”可不是政老爷这种烧法。他这个惯于在京城的深宅府第与众清客闲扯淡的“端方正直”之人，哪知道新官上任面临的种种难题。

自打科举考试兴起，民间的读书人便可以通过“十年寒窗”考取功名，好好学习争当国家“公务员”。不过，士子们自幼被灌输的儒家“仁义道德”、“忠君报国”理论与官场实际运转的风气差别很大，接受的儒家教育与官员的实际工作更是严重脱节：对于一个刚过了科举考试的关、新上任的官员来说，官场上的应酬来往、钱粮支出、司法判案，还有剿匪练兵等等，跟书本上念诵的儒家理论相去甚远，面对各项具体工作，恐怕无从下手，大概还不如今天的大学生一毕业去当村官儿。偏偏古代地方官员的权力范围又非常广，要管的事情非常繁杂，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守土迎敌，都是他的职责所在。这些事务如何处理，肯定也是四书五经中没有写明的。所以，新官儿上任，哪里离得开衙门里老资格的胥吏差役们的协助？他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管得住、压得服这些胥吏差役，拢住他们竭诚帮助自己在衙门里开展工作。

1890年前后，上海的公堂审案就是这般场景。已然是近代，看师爷、衙役仍围在官员两侧，堂上下跪者大概是报案寻公平的百姓。断案，说起来是由端坐桌案前的衙门老爷定论，实则，师爷、胥吏亦是“父母官”序列里的，左右着百姓的命运。

胥吏差役们都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加上在衙门里呆得时间长，行政经验非常丰富，以至于像这样的低级公差职位也可以“子孙世袭”、世代经营。他们承担了每个衙门的日常运转工作，但因为不是国家正式编制的官员，并没有可靠的收入。例如小吏可以领到相当于官员俸禄十分之一的补贴，但差役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按理说，应该没有人愿意当胥吏差役才对，可偏偏人人都抢着要当，已经当上的人则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位置。因为胥役们自有来钱之路，那就是倚仗着官府这个后台贪污克扣、鱼肉百姓。明末学者朱国桢曾说：州县的书办师爷会计这一票人里，最是深积弊病，“侵匿、挪移国课民膏，毫无限制。”人们常把县衙两班差役们休息的房子，叫做“班房”，正是因为这“班房”逐渐被差役们用作私设公堂、羁押疑犯的地方，“班房”一词才渐渐演化为“牢房”的同义词。差役们私设公堂当然不是为了主持正义，而是威逼利诱、从案犯身上捞取好处。所以，您要充当胥吏差役是要出钱买的，称之为“顶头银”、“顶首银”。地方州县的顶头银价格，在海瑞时代大约为吏房十两，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承发房各五十两，而差役中的铺长、书手、皂隶、门子的顶首银则低于吏员，基本是根据岗位的肥缺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