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密信

夜深了，一支鹅毛笔正在信纸上疾走，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南堂，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正在写信。就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为了防止清朝官员的检查，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

他的信是写给罗马教廷、意大利拿波里耶稣会士Nikolaju Giampri-amu。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通信了，自康熙朝爆发“礼仪之争”以来，梵蒂冈和北京的关系一直紧张，康雍两朝奉行严厉的“禁教”政策。

梵蒂冈和北京的关系原本并不紧张。1552年，当最早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传教时，为了便于传教，他们主动适应中国人祭祖祭孔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并不违背基督教根本信仰的习惯，一般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解释教义时，也往往进行某种中国化的说明。然而，随着欧洲宗教改革的深入，新教不断蚕食天主教的地盘，天主教内部遂发生纯洁天主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对于非正统的教义礼仪，统统以异端论处。于是中国教徒的祀孔祭祖等行为，也被视为异端。康熙帝为此多次派使节向教皇阐明中方观点，要求撤销禁令，未果。由此，康熙为了维护封建君道臣节，三纲五常，对外部文化采取了深闭固拒政策，此政策为后代各朝所继承，直到咸丰十年方结束。长达百多年（1717年至1861年）的“禁教”运动，天主教传播只能转为地下的方式。

时间之窗指向了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公元1749年11月28日），即刘松龄写信的当晚，罗马教会希望这些驻中国的报道，会给欧洲同胞带来令人愉快的消息，但实际情况却远远出乎他的想象，刘松龄的笔下出现的是这样的字眼：“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