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话清帝御匾

《清野史大观》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乾隆年间，权臣和大兴土木扩建豪宅，在庭院竹篁深处建了凉亭一座，尚未题亭额，思量着要请哪个名人来题个字。那时朝廷上下最有名的当属大名士纪晓岚。别看这个“纪大烟袋”说话结巴、相貌古怪又高度近视，但学问十分了得，还是《四库全书》总纂、士流的领袖，所以坊间都认他题写的字。听和亲自来求字，纪晓岚便爽然答应，欣然题了“竹苞”二字。字写得没挑，词也雅，不仅应了亭子四周的竹林景色，而且还有出处——来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权茂矣”之句，人们常以“竹苞松茂”形容家族兴旺，像谁家新府落成都可以用这个祝语。因此，和大人见到老纪为自己题的字自然就很高兴，于是便命人挂额上亭，每每向人炫耀。不久之后，乾隆皇帝光临和府，走到亭前，见到那题字，便拈髯轻笑，和不明就里。乾隆笑着说：“你被纪大烟袋捉弄了，他是在骂你们全家个个草包呢！”从此和大人对纪晓岚恨得入骨。

用匾额调侃人这等雅事，也就纪晓岚这等大雅之人才做得出，不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代匾额艺术的发达。

长沙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历史已逾千年。历代曾有多位帝王为其赐匾。图为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湖南巡抚蒋溥为岳麓书院请匾的奏折。乾隆帝于次年为其赐御书“道南正脉”。

五花八门的御匾

清代御匾一般分为两大种。一是宫中用匾，主要为紫禁城中及各处皇家宫苑（包括行宫、陵寝等）的宫殿门楼匾牌等馆室名匾，及室内挂的各种装饰性的词匾；第二种是赐匾，即皇帝赐给下属的礼品性匾额，包括御赐朝鲜、琉球等国王匾；当然，更多的则是赐给各地城工、庙宇、书院等建筑的名匾及词匾，还有赐给个人的斋馆名匾及词匾等。不过，无论宫匾还是赐匾，都要按请匾手续来办。如果是宫匾，就由内务府总管上奏；而地方请匾则由地方最高长官，通常是总督或巡抚大人上奏请匾。请御匾是个很严肃的事情，理由要充分，比如哪儿一新的建筑落成了，哪个官员立功了，地方上哪个老人活过了一百岁、“五世同堂”、“亲见七代”啦，也可请御匾。但是，在请匾奏折中一定要附带注明请匾内容、数量和尺寸。清宫《上谕档》记载：嘉庆十年(1805)十月，西宁办事大臣玉定奏报奏慧觉寺扎木穆扬呼图克图为祝皇帝万寿（生日）捐资建造佛塔，请求赐御匾。但玉宁没有将佛塔的规模与尺寸详报，也没提到所请匾额的尺寸，嘉庆很生气，叫军机处传谕玉宁，警告后要求他将佛塔的各种数据包括所请匾额的尺寸重新报一次。

这是悬挂于颐和园内由慈禧太后书写的 “凤策扬辉” 匾，匾中间的图章就是典型的“慈禧太后御笔之宝”。

清帝大规模开始写匾是从康熙开始。从宫中杂档记载来看，他一生中仅给五台山各寺庙就写过46块匾。相比之下，雍正就更了不得了。清宫中有这么一份档案，记载雍正做了皇帝后，下令各地将他做亲王时所写的匾都收回宫中，好家伙，一共收回了458块匾。所送的对象，上至国舅、大臣，下至吏目、贡生。不过，清代皇帝中赐御匾最多的则属乾隆皇帝，这和他在位时间长，加之性格上好大喜功不无关系。而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大清国运开始走下坡路，皇帝们并不热衷于书法，字也写得比较差劲，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宫中现藏的这两位皇帝朱批御笔，的确称得上是拙陋。这种衰败现象在咸丰时期得到了扭转，别看咸丰帝虽然脚有些蹁瘸、脸有些麻，但他的字却拿得出手，因此御笔匾额写得不少，他在位共11年，写了660块匾，而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在位30年只写了437块。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御匾又开始时髦起来。但这里有个隐情，同治、光绪做皇帝时候还很小，字都认不全，更别说写匾了。至于慈禧，也是个好赐匾的人，她的字是后来练出来的，觉得拿得出手时，才亲自上手写。也就是说，这些孤儿寡母的御匾，大都是由南书房的翰林、上书房的文学行走们代笔。不只是匾额，其他御笔作品，也都由这些词臣代笔。从光绪年间的一份档案上看，南书房、上书房一次就代笔写得颐和园乐寿堂、宜艺馆、文德楼、对鸥坊等处御匾、对联136块。由于代笔辛苦，光绪还下旨各赏给词臣卷袍褂料及普洱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