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长安不易居

很多人以为古代人都有迁移的自由，也没有户籍的约束，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洪荒年代，人类早期发展阶段，人或许是可以自由迁移的。只是那时的人如果离开了群体，恐怕无法生存，虽有迁移的自由，却无自由迁移的能力，所以单个人是惟恐脱离群体的。再说，那时的人没有多少地理知识，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哪会产生迁移的动力？后来，又经过了数万年的发展，人类进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时代，统治者对自给自足的农人之威力固然还不够大，而农人们又何尝有脱离统治者之“帝力”的念头？

但至迟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一大批人不愿意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了。其中有士人，或游学于不同地域的学术流派，或效力于不同地方的诸侯贵族；还有商人，无论行商坐贾，皆逐利而动，趋利而迁；即使是普通的农夫，也懂得了“趋利避害”和“人往高处走”的道理，遇到天灾人祸就迁往它处。诸侯国之间也会争夺人口，以更好的生存条件招徕那些背井离乡的流民或邻国的人口。当时大多数地方还地广人稀，有的是没有开垦的荒地，缺的就是人口。只不过，限于当时的交通状况落后，实际迁移的人还为数很少。

到了战国时代，各国国君和掌握着大量政治信息的士人们都已经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此后的天下只能靠实力才能夺取。当时最重要的实力无疑就是人力：有了人才能开垦耕种，有了人才能攻城守土，有了人才能出谋划策。所以，一方面要控制已有的人口，不许外迁；另一方面，还要千方百计招揽他方人才甚至掠夺外部人口，在增强自己的同时削弱敌方。公元前4世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这两方面正是商鞅制定的新法的重要内容，因而在实施新法的秦国，严密的户籍登记制度应运而生。当时秦国每5家编为1保，每10保为一个单位，由专门的部门来层层登记管理。同时，秦国的刑律也与户籍相关联，一家有罪就要牵连“保”里的5家甚至10家，知罪不报一律腰斩，隐匿罪犯的罪名与降敌相等，检举揭发罪犯1名，按战场上杀敌1人的标准奖励。为了防止人口逃亡或迁移，商鞅还规定，合法外出时必须携带官方发给的证明文书，投宿旅店时必须出示。旅店如接待无证明文书的旅客，将负连带责任。这类证明文书不同于后世的身份证明，估计是需要临时申报的。商鞅的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竟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困。秦孝公死后，对新法有严重不满情绪的贵族们将矛头指向商鞅，向秦惠文王告其谋反，商鞅匆忙逃离咸阳，到旅馆投宿时，因为拿不出证明文书而无处栖身。他成了自己所颁法律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