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需要酒令吗？

“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会喝一两的喝二两, 这样的朋友够豪爽! 会喝半斤的喝一斤, 这样的哥们最贴心!”这都是当下酒桌上的劝酒词。类似这样的恶性劝酒，让原本令人欢娱的饮酒成了图中这样令人厌恶的“应酬”。绘画／李智敏

游戏古韵渐行渐远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似乎是一派新气象：沿袭了数千年的帝制、皇权被推翻，手握枪炮利器的革命军人掌握了政权；为救疲弱之中国，“西夷之技”被引进，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传统遭批判。那么，千百年来依附于文人官员们贵族生活的雅致的文化传统又该何所依托，它们将如何在崇尚革命的社会新气象中得以传承？至少，那些酒令文化落在谁家？

好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弃旧迎新。比如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曾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黄侃。

黄侃热爱吃饭喝酒，早年间他在北大开设《说文解字》课程，学生大多觉得此门功课晦涩难懂，每次期末考试，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学生们得知黄侃所好，便凑钱宴请黄侃，这年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校长蔡元培知道后，责问黄侃为何违反校规，接受学生们的吃请。黄侃不以为意：“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这很像西汉着名文学家扬雄，扬雄嗜酒，向他请教学问的人便带着酒菜去找他，扬雄是来者不拒、有教无类，美酒便成了敬献老师、换取学问的束修。据黄侃的学生、着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回忆，当年黄侃常带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出游。游罢，便找一家有名的饭馆吃晚饭。黄侃每饭必饮好酒，且酒量极大，学生中酒量最好的都不能及。黄侃说：“饮君子要浅斟细酌，用大杯咕噜咕噜喝下去，纵使喝得再多，也算不得饮君子。”所以，他们每次吃饭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还要拈韵，或作诗，或填词，限第二天下午课前交卷。黄老师自己也作，拿来和学生们的相比较。黄侃先生“掌令”的酒筵，颇有古风古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