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与政治

关于读书人，有两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位是两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瞿秋白，一位是历史学家周一良。

瞿秋白在临刑前，以《多余的话》一文，对人生做了总结，慨叹自己一介书生，偏偏选择了革命，以至于常常有心无力，犯下不少错误。而周一良在耄耋之年回顾往昔，用《毕竟是书生》为书名，来表达自己因对政治的懵懂无知、从而做了许多错事的无奈与悔悟。

书生与政治的结合，似乎就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也颇像是一种宿命——在儒教的熏染下，从古至今的书生无不渴望与政治、政权结合，以实现自我价值，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将书生纳入官吏体制。于是读书人天生的前途，就是做官。于是读书人与政治、政权的关系，便痛并快乐着。近代留学生所写下的人生，就大体如此。比如堪称近代留学第一人的容闳。

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35年他7岁时，被父亲送进澳门一所教会学校， 1847年，又随传教士布朗夫妇赴美留学，完成了3年中学、4年大学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