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上国
赢了开头 输了结尾

清帝国治下的中国，曾带给欧洲人诸多不切实际的想象，对此，作为西方情报人员的早期传教士可谓“功不可没”。图中这幅画大约绘制于1900年前后，形象地描绘了满清高层与天主教的关系——看似牵手，实则各怀心思，而中西间的情报较量，也由此拉开帷幕。供图／芳华

2013年12月初，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成都锦里古街买下一盒茶叶，作为他人生中第二次访华之旅的纪念。我想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神奇的“东方树叶”，曾经让大英帝国的政府官员头疼不已。19世纪的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骇人听闻的一千万公斤，即便按照起运时每50公斤19两白银的“离岸价”（船上交货价格）计算，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为此，英国政府不得不开征房产税的雏形——“窗户税”，让全国有产者变相为全民饮茶“埋单”。

而这，只不过是整个欧洲所要面对的历史性对华贸易逆差的冰山一角。16、17世纪的中国，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在开明专制、能吏治邦、国富兵强的光环下，堪称“人间天堂”的代名词。显然，这让英国人很不舒服，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还在“吃醋”：“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他们根本不需要从外国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为了摸清中国人的真实需求，以“对症下药”，平衡对华贸易，西方第一批情报员——传教士上路了。

以传教为名，雇佣几个熟悉地理环境的中国劳力，一路跋山涉水，考察沿途风土人情、地质地貌，甚至军事设施，这是早期传教士刺探中国情报的标准套路。上图描绘的就是在华传教士经过长城的场景。意大利人利玛窦的“道行”更高一些，他成功打入了明朝最高权力机构，有机会面见中国皇帝，且与不少士大夫交情颇深，

图中与利玛窦并肩而立的中国官员名叫徐光启，受利玛窦的影响，徐氏全家都加入了天主教。

第一回合：舔掉糖衣，拆下炮弹